播了一个节目，好久没有这么感慨了。

     拍的是最近轰动全国的案子：成都的一对孪生姐妹，妹妹因为脑膜炎导致间歇性精神病，姐姐照顾妹妹多年后，心理崩溃，亲手捂死了妹妹。眼下一审宣判了，判3缓5，出乎意料的轻判，但是检察院随即抗诉，结局难料。

我的采访对象，这对孪生姐妹的父亲，在两天半的采访时间里起码痛哭了5次。我能想象他的痛苦：一对掌上明珠，如今，一个是死者，一个是凶手。

    然而，我的感慨，不仅只来自于此。

    在拍摄期间，我渐渐发现，原来这户家庭上过全中国所有知名的电视专题栏目：《社会记录》、《人间》、《王刚讲故事》，等等。

     和这这户人家相处时间越长，我的惊讶越多。我发现最近的4年，他们一直生活在媒体关注中，而媒体对他们家的关注，其实开始于2004年。当时妹妹已经患精神病3年，姐妹俩的父亲突发奇想，到医院去咨询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安乐死。于是，这个举动招惹来了无数的采访，无数的媒体，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。但是，没有任何的改变，直到2007年的那个深夜，崩溃的姐姐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妹妹的生命。

    在我们采访的那几天里，成都当地的几家报纸也都找上门了，姐妹俩的父亲不愿意跟他们多说话，这让我很纳闷。按说应该跟当地媒体搞好关系，这样有事情还能请他们帮忙。我忍不住提出了我的疑问，这位父亲说：

     “真的不想跟他们说话。2004年，他们来采访，通篇不提我们家怎么苦，怎么难。一个劲地说我们是‘家有荒唐父母，竟然想女儿安乐死’。还叫我们，接受采访时一定要坚持，说就是要女儿安乐死，当时就害得我们被观众骂。”

     ——突然一阵羞愧。如果当时是我，我是否也会这么说呢？断章取义是我们今时今日最常做的事情，教唆采访对象说出我们需要的台词是我们最常用的伎俩。我们被收视率逼疯了，我们把新闻事实筛选了一遍又一遍，拼接出最耸动的结构，找出最火爆的题眼，——全然不顾这是不是事件的本质。

     女孩的父亲还是在继续说：“我给很多记者都打过电话，请他们帮忙找找专家教授，给我们女儿看看。他们怎么说的，有的说，我只是个小记者，我也没有办饭；有的说，我这两天出差，忙得很；有的说，这个我请示领导，然后就没声音了。”

      ——我心里冰冰凉。以上这些话，或多或少我都说过。其实我也是这样，其实我也不过是这样。当天在网上看到一篇blog，出自另一个女记者之手，她以前采访过这个家庭。她说，她听说姐姐杀妹案发生的当天，忍不住地哭出声，然后从附近一个城市赶过来，找到这个女孩子的父亲，这样会让她心里好受些。